记录捕捉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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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捕捉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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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5日上午,作家、四川大学教授Peter Hessler(何伟)在成都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回到涪陵”(Return to Fuling)的讲座。讲座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本次讲座是燕京学堂2020-2021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十讲。讲座中,何伟老师通过珍贵的影像与文字资料带领大家回到1990年代末的江边小城涪陵,讲述了自他第一次前往中国教书至今25年来所记录与捕捉到的时代变化。

   

讲座后,何伟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何老师首先谈到没有人曾料到新冠疫情会在全球肆虐泛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来中国之前,他曾在埃及生活工作,已经习惯动态的节奏。作为记者,面对突然事件,本能的反应不是想要离开,而是想要亲临现场,记录事件的发生。因此在疫情爆发最初,他通过走访,加深了自己对中国政府的组成结构、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组织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了解。

紧接着,何老师通过分享采访义乌商人的经历,谈及了自己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理解。在疫情爆发初期采访义乌商人的过程中,对方谈到美国政府发放的刺激支票大大激发了美国人民的购买力,尤其是在线购买的欲望。这位商人敏锐地注意到此,并意识到这一情况对自己生意的影响。何老师对此十分感兴趣,产生了想要长期追踪并每月对他进行调查采访的想法,以探究疫情对其生意所带来的影响。何老师认为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观察研究对象,同时让自己的调查数据也更加可信。

何伟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这位被采访的商人在疫情期间思想上的变化。这位商人最初认为中美贸易将因为疫情受到重创,或许自己需要将业务重心转回国内市场;而两个月后,他的观点彻底发生了转变,因为他发现美国顾客的在线购买力反而增加了。这样的经历不止发生在这位被采访者身上,其他许多义乌商人都有同样的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何老师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商人在应对突然事件中的迅速反应,以及要在中国做生意所必备的因势利导快速改变策略的能力。何老师认为这段采访经历十分有趣,自己也乐在其中。

最后,何伟老师分享了给燕京学堂同学们的建议。他指出,有许多同学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来到中国,希望他们可以沉下心来,通过阅读、在线学习等方式增加对中国理论层面的了解。假以时日,在未来他们来到中国后,将自己的亲身感受与之前的学习结合起来,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讲 座 回 眸

讲座开始,一张张涪陵历史掠影将时间倒带来到何伟老师初遇这个江边小镇之时。1996年,何伟老师作为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友好志愿者来到中国,在四川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重庆市长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授课。那时的涪陵尚未建设公路、铁路,也没有交通信号灯或汽车,拥有手机的人寥寥无几。他与另一位和平队志愿者Adam Meier成为了这个小城中罕见的外国面孔。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三峡工程水库区的涪陵面临大面积被淹没的命运。何伟老师特别提及了靠近长江南岸的白鹤梁——这座天然石梁因为其季节性沉没的性质,留下了历代长江水位线与题刻的宝贵记录,而这座小岛也或因为大坝蓄水而永沉水底。天津大学就白鹤梁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一个水下博物馆方案,不过斥巨资在当时落后孤立的小城涪陵修建水下博物馆,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下来,何伟老师分享了他在涪陵师专的执教经历与课堂轶事。他曾教授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于四川偏远农村家庭。改革开放后,他们在师专接受英语教育,以补充未来的外语师资队伍。通过引用学生们在英语作文中写下的所思所想,何伟老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当时小镇农村青年精神世界的窗口。学生们谈论和写作的主题中,有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有对自己生活与成长经历的回顾,也有对未来的认知与想象。

何伟老师称这些学生为“站在转折点的世代”,一方面他们的家庭环境深受祖、父辈的经历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时代变化的见证者、亲历者,他们又拥有与前一代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在离开中国前,何伟老师以纪念册的形式保存了这些学生的留言与通讯信息,并在之后的20多年持续和往届学生保持联系。与这座小镇、这群学生所建立起的特殊纽带使他得以持续捕捉、记录下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与社会变化的侧影。毕业后,这些学生离开农村,在城市拥有了自己的公寓和汽车。他们有的进入企事业单位或走上经商道路,但绝大部分学生最终留在教师岗位,继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何伟老师和这些学生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沟通,了解他们生活发生的变化。

近年来,何伟老师仍在坚持观察、记录与叙述小城镇与小人物的身上的故事与经历。在对曾旅居地的多次回访中,他观察到“快速变化”是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再次回到涪陵,何伟老师以镜头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社会变迁,多张在同一地点、间隔20年拍下的照片形成了鲜明对比:旧城区被拆除,曾经熟悉的街道已经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新建筑物,河面变得更加宽阔,河岸两侧的景色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现在的涪陵人口已过百万,高楼林立,全然有别于《江城》中偏僻小城的形象。曾经难以想象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也终于在2009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如今人们可以走进这座位于长江水下40多米的博物馆,透过玻璃舷窗再次观赏有千年历史的水下碑林。

师 生 互 动

Q:请问您如何描述在涪陵的经历给自己带来的改变?

A:在涪陵的两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成长经历。首先,我现在仍从事教育工作,在涪陵当老师改变了我的教学视角以及与学生互动的方式。此外,我从小就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虽然我没有带着写书的计划来到涪陵,但在这个地方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所积累的经验都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我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在电子邮件中也鼓励我把在涪陵的观察记录下来,他说“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远离家乡,来到涪陵生活、教书改变了我的写作风格,也逼迫我独立,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Q:您对当下在中国写作、开展研究的作家、学者有什么建议?

A:我的写作经验是,专注于我了解的东西、我所交谈过的人和我熟知的地方,不要受除此之外事情的干扰,不怀有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做到的。

Q:您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有什么区别?

A:上世纪90年代的学生熟知家庭事务,但对其身处的社会大环境并不敏感,而现在的学生尽管大多是独生子女,却并没有被宠溺坏的迹象。他们善于思考分析,对中国社会有着敏锐的认识,但同时他们也面临高考、个人发展等问题带来的焦虑与压力。

讲座内容整理:雷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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